据估计，全球不同类型的残疾人达10亿。ICT无障碍获取倡导者Lobna Smida介绍说，虽然已为残疾人推出了一系列变革性技术创新，我们建设真正包容性信息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我认为自己是个20来岁的普通人：我热爱自己的工作，朋友遍天下，还喜欢旅游。但作为残疾人，一切对我都来之不易。我生来行动严重受限，只有动嘴不在此列。我成长过程中的一切都要依赖父母。我会感到孤独；在观看我的兄弟姐妹和朋友玩跳房子游戏时，我不仅在他们跳过操场的时候给他们加油，还在想象中同他们一同玩耍。
在我看来，在没有无障碍获取技术的世界生活是孤独无助的。信息通信技术（ICT）给了我与你们以及所有其他人同样的机会。但我们必须确保环境就绪，即为了满足残疾人的需求而将立法和技术部署到位。
早期生活
我从来没有让我的残疾成为拦路虎，也不因为它而企怜或受限。我的母亲总跟我说，我是一个有大智慧的超人，不过所有母亲都会夸耀他们的孩子多么卓尔不凡！我小的时候，父母常邀世界各国的客人来家做客，我很快就学会讲流利的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贪婪地聆听他们讲述远方的那些神秘故事。
虽然我的父母知道这样做有多难，但他们还是力促我及早融入“正常”社会，并寻找一个能够接纳我的学校。但是我所在地区的小学校长都不愿意接受一个残疾孩子，由于我是我们区第一个试图进入“主流”学校的残疾儿童，他们不具备方便我受教育所需的资源。一天，我父亲偶然遇到了一位老校长朋友，并向他说明了我的情况。这位校长毫不犹豫地接纳我进入他的学校。
虽然我热爱学校，但事情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当时由于我无法使用我的手脚，我就用嘴衔笔做笔记和完成家庭作业。在画微积分圆圈时，我把圆规放在嘴里。这样做的难度很大，我的嘴里和脸上不时会被纸划伤，但这吓不倒我，我经过不懈的努力而成为我所在中学的尖子生。
这一首先被拒到最终成功入学的经历，成为我做出以下决定的主导因素：完成学业后，我要成为残疾人事业的倡导者。
变革性技术
我在写硕士论文时，收到父母送给我的第一台笔记本电脑，而我的生活因这一技术而发生了彻底变化。我通过衔在口中的笔敲击键盘的字母，这极大方便了我大学论文的撰写和提交。做为对我优秀学业的奖励，我所在的大学将我送到英国，送我一台配有语音识别程序的笔记本电脑，并对我进行了该技术的使用培训。当我说的话出现在我面前的屏幕上，而我不再担心嘴会被纸刮伤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后来，我在家中安装了互联网，将另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自己面前。我体验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我的轮椅使我在身体活动方面具有了部分自主权，而我的笔记本电脑使我能够点击按键，在家中遨游世界：我可以同世界各地的朋友通话，游览意大利和瑞士等令人向往的地方，只可惜我不能亲口品尝那里的巧克力！我可以轻松地交流思想、阐述观点并与外部世界沟通，宣传残疾人的权利。通过脸谱（Facebook），我成为瑞士、黎巴嫩和利比亚旨在帮助残疾人的世界性协会和组织的代表，这是没有互联网我根本无法得到的机遇。
信息通信技术（ICT）也是我工作能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在突尼斯总统府担任管理人员达六年之久，从事过多种工作。我将法文、英文和意大利文的报告翻译成阿拉伯文，或反过来将阿拉伯文翻成前几种文字，还在办公室迎接来自世界各国的团体。我走遍了突尼斯各地，评估残疾人及其家庭的需求，随后撰写报告，向相关部提交我的调查结果，以确保政府向这些家庭提供支持并遵循国家的指导原则。我借助ICT在工作的任何地点利用互联网连接发送电子邮件和提交我的工作成果，因而不必总要赶回办公室，因为坐轮椅去那里很不方便。
但我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在美国，我看到了芝加哥市长办公室怎样利用技术帮助听力和视力残疾人携起手来，开展合作。如果你帮助和鼓励残疾人开展工作，你就可以为工作单位增光添彩。
漫漫征程
虽然ICT对我乃至许多残疾人的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它们并不完美。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们看到了技术无障碍获取领域的惊人进步，但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ICT的发展本身对我的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智能电话及其相关应用实在令人惊叹：我亲眼看到一位听力残疾人在火车上利用手语视频发出了Skype呼叫。
随着技术的普及，残疾人的无障碍获取软件也得到推广，但普遍可用性和无障碍获取硬件互操作性方面的重大挑战依然存在。的确，为残疾人设计的智能电话应用多种多样：你可以进行盲文打字、放大案文、学习手语并安装语音识别应用、客户化键盘、辅助和另类沟通（AAC）键盘。但屏幕的锁定键通常设在侧面，令部分行动不便者难以操作。由于我的活动严重受限，让我同时按下两个按键的难度惊人，然而这种操作往往又是拍摄屏幕截图的必须。我喜欢使用SnapChat，但不能使用我的肢体末端，我必须使用脸颊，有时甚至鼻子去拍照。如果我们不能使用运行软件的硬件，无障碍获取软件又有什么意义呢？
普遍可用性是另一关键问题。每个人都有忘事的时候。如果我把电话落在家里并需要同某个人联系的话，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借他人手机使用的问题，因为他们的手机很有可能没有安装我所需要的手机软件。这给我增加了不必要的障碍。然而互操作性超出了因我把电话落在家里而向朋友借用手机的范围。价格是残疾人使用无障碍获取技术的另一大障碍。例如，如果一台笔记本电脑的价格为1 000美元，而开发了无障碍获取技术的同一台电脑可达到甚至超过5 000美元。当我就这一价格上的巨大差异提出质疑时，我被告知这是一个供求关系问题：由于需要无障碍获取技术的人较少，其价格就相对昂贵。我们需要这项技术，因为它有助于我们的交流、学习和探索。但如果我们支付不起这一价格，上述的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必须从人力而非经济投资的角度思考这一问题。
2006年12月发布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研究了所有这些问题。159个缔约国同意“确保并促进充分实现所有残疾人的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使其不受任何基于残疾的歧视”。
具体公布的义务是：
“从事或促进研究和开发适合残疾人的新技术，并促进提供和使用这些新技术：包括信息和通信技术、助行器具、用品、辅助技术，优先考虑价格低廉的技术。”（第4条）
为什么近10年之后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必须消除残疾人和无残疾人之间的技术差异。
几年前，我出席了在突尼斯举行的“为全民服务的ICT”大会。我环顾会议厅，发现出席会议的残疾人寥寥。但这是专为研究无障碍获取而召开的会议，而我们这样的人在哪里呢？没有我们的参与，这只能被称为“为部分人服务的ICT”大会。我们需要包容性对话，需要畅所欲言。但对话本身的效力有限，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无障碍获取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进展，就必须恪守《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等承诺。调动安排这项行动的一个途径是在残疾人、代表和制造商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以便交流思想并在知情基础上推广“久经考验”的最佳做法。
每个部门都将受益于更为广泛的无障碍获取。旅游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我在旅游途中需要伙伴的帮助。这意味着在营造的无障碍获取环境中，旅游经营者可以通过这一简单变革吸引个人，增加城市的观光客。
我感谢为制作我的笔记本电脑出力的每一位发明家。没有技术，我只是一个闺中女子。凭借ICT，我获得了超乎我的想象的成绩和体验。我有机会在突尼斯国内乃至其它国家旅行，为全球残疾人的权利而奔走，从事着我热爱的工作。技术给了我自信。但我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个特例，希望发生在我身上的情况能够遍地开花。
虽然残疾人无障碍获取软件的供应日盛，但其推出速度和可用范围都很有限，尤其与ICT的发展速度很不相称。我们必须继续努力，确保每个人都能享用这一变革性技术。我真心希望消除残疾人和无残疾人之间的技术差异。也许到那时，我们才能建成名副其实的包容性信息社会。
